你怎么看待藏传佛教？

你怎么看待藏传佛教？ 夭八 以下摘自《伽蓝记》：也许西藏对一些游客来说，只是对匍匐藏民们的预设感动与发表在微博朋友圈中的精神净化；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人头骨制的嘎巴拉碗和女性胫骨制的法号，是可以带着神秘而猥琐的神情讨论的“双修法门”，是中学教科书中野蛮愚昧落后的经典案例；可在另一些书籍中，西藏被描述成世界上最宁静祥和的乐土；喇嘛们的学习精深玄奥，又如经院哲学般繁琐细致，可大部分藏民与这些知识几乎无缘，尽管他们的救赎之路同样艰苦，却只是将自己所有的物质所的贡献给寺庙，然后无休止地转经、磕长头；我也曾遇到一位蒙古族喇嘛向我抱怨，“你们汉传佛教的人为什么总是看不起我们藏传佛教，把我们当成邪魔外道，我们都是遵从同一个释迦摩尼的教诲的呀”；然而也早有许多汉人朋友拜入藏传佛教上师座下，如藏人般进行五体投地式朝拜，将活佛、仁波且们奉为神明。我想再没有一种宗教能够以如此多样且矛盾的面貌呈现于世人。经常有人问我，活佛是真的吗？我并不是藏传佛教徒，只能表示不好说。但至少活佛的称谓只是汉人一厢情愿的误解，藏语中的Tulku完全没有活着的佛的意思，而是指能够掌握自己转生的人。若是纯以历史而言，或许可以轻易得到唯物论的胜利：比如最早创立转世系统的噶玛噶举派，其两大转世系统之一的红帽活佛竟被乾隆直接人为废止；又比如两位六世达赖喇嘛的糊涂账。即使从佛法本身来看，转世也有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这套系统要求前世记忆在转世过程中的保留，这也是确证转世灵童的准则——拿出上一世活佛的物件让候选灵童辨认。可若是这一类的记忆能够得以保留，又为何反而更重要的关于佛法的记忆却失却了，以至于每一世活佛都需要重新再学习一遍佛法呢？更重要的问题则在于和佛学最基本的原则“诸法无我”的冲突，既然无我，又如何转世？实际上“无我”与“转世”的矛盾从释迦牟尼的时期就已经存在，转世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轮回与业的问题

。但这却是婆罗门教固有的世界观，对于古代的印度人而言，死亡并不是令人忧虑的事物，比死亡更为恐怖的是个体在六道之中永无停歇的轮回。当其他文明的人们仍然在各种宗教巫术中祈求永生，印度人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永生将注定消解一切意义，从而只能带来无尽的虚空，更不必说轮回并不是完全的永生，而是将意义不断清零的循环。所谓的“业”（Karma）或许是一剂安慰，让前世与后世不至于彻底的断裂。佛陀在这样的世界中，所寻求的“涅磐”，最初而言恐怕也只是绝对寂静的死亡，以求从无休无止的轮回与业中解脱出来。在佛陀的学说中，“诸法无我”是离开“业”的关键道路。然而如果“诸法无我”是一个实体论的判断，那么“业”本身也无从谈起，如果不存在一个类似于“灵魂”的自我，业的轮转究竟要附着在什么上呢？佛陀对自我的理解或许有些接近休谟，只是一束体验着五明的意识流，或者也有认为即是所谓的阿赖耶识。“涅磐实相”的法则必须建立在这一种“诸法无我”的法则之上。然而佛陀却没有摒弃婆罗门教的轮回与业的世界观。这让后世的佛学继承者们伤透了脑筋，早期部派佛学与小乘佛学中满是关于“补特伽罗”，即自我是否存在的争论。最后似乎“业”的教义胜过了“涅磐“的教义，自我为了转世与果报的成立，逐渐被默认存在，其中的矛盾则被隐去不提，或许是因为转世果报更具有现世伦理作用，也更利于佛教教团的发展吧。其实果报的教义也可以让人联想到休谟对因果律的批判。因果学说如今看来似乎是佛学的根基，然而除了诸法无我和涅磐实相之外，构成佛学三法印第一位的其实是“诸行无常”。佛陀本身的世界观似乎是流变而混沌的，更接近伯格森与叔本华而非柏拉图与康德。流变的世界因为“缘起”而连结在一起，但缘起却显然不等同于因果律，昨天的缘起不能保证明天相同的缘起。如果世界被严格的因果律所支配，那么世界的一切就将被决定，这显然就不再是佛陀眼中那个令人不安的无常世界了。所以在佛陀的原初教义中，并没有太多劝善的伦理倾向，多做好事从而求得更好的来世，显然与佛学涅磐的目的大相径庭。即使佛陀保留了轮回与业的存在，恐怕也是难以承认保有记忆与人格的活佛转世吧。当然藏传佛教与原始佛教早就不能一概而论，以原始佛教的逻辑来质疑活佛制度，也并不具有多少现实意义。佛教中的伦理教义在任何佛教宗派的发展中都无可避免的发展壮大，纯粹的原始佛教是无法作为教团存续在历史中的。而晚期印度佛教在一方面衍变成愈加琐碎的经院哲学，一方面又与印度教的诸多巫术合流成为坦特罗派，也就是密宗。进入西藏以后保留了严格的学术体系，又与苯教结合，其巫术特质进一步增强，但相较印度佛教又发展出了威权宗教的形式。最终成为以中期印度大乘佛学为源流，经由中亚与西域传播而来的汉传佛学截然不同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