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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破山海明的禅学教育实践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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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破山海明的禅学教育实践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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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远

  破山海明是明末清初的重要禅宗大师,在蜀峨嵋地区的佛教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破山海明一生弘法精进,广收门徒,推动了清初的僧伽教育,他所撰写的《伏虎寺开学业禅堂缘起》是其禅学教育思想的精辟总结。本文将对此文并结合《破山禅师语录》简略予以论述。

  破山海明所受禅学教育的历程及特色

  破山海明系四川北部果州(顺庆府)大竹县人,俗性蹇,祖籍渝州,生于万历丁西年 (1597)。

  破山诞生之际,适逢明王朝由盛而衰,走上下坡路。所以破山一生。始终面临着纷纭的动乱。深入了解破山一生的思想变化,对揭示劫难之中佛教徒的人生态度很有意义。

  破山19岁出家于本邑佛恩寺,师从大持长老。从破山禅师《年谱》来看,他幼年时话语迟缓,父母甚至怀疑他弱智。及至学龄,受到邻居影响,他随诵《金刚经》,佛教的熏陶日深。

  按照封建时代的伦理观点、婚姻方式,破山13岁即娶妻,但他明确表示了“那泥塑木雕的佛尚有许多人供养,何况男子志在四方,乌可限定耶?”已萌发了出家之念。所以当14岁时父母相继过世之后,他在家又住了四年便于 19岁出家。

  既非穷苦,亦非贫困,家境不寒,妻室具全,而居然出家为僧,破山的这一经历很有研究价值。据《年谱》记载,他在18岁时经常患病,痛感“世间俱属无常幻境”,成为他毅然出家的启机。这似乎是一念之果,其实是与他十余年来所受到的佛教熏陶影响分不开的,佛教的基本意识已在他心目中根深蒂固。

  由此可以看到僧伽教育中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忽略了这一养成环境,在后期是难以弥补的。

  破山出家之后,最初对他影响较大的一是志公禅师《劝世歌》,一是延福寺慧然法师主讲的《楞严经》。他听经读经能抓住关键深入思考,从大疑求大悟。例如他抓住“常住真心”四字,认为这才是摆脱轮转超越生死的根本,于是反复熟读十卷经文,到“七处徵心,八还辨”处,恍惚有所得。法师以因缘学说为他开示,他认为“不能决疑”,从此离开四川云游访学。

  好读书而求甚解,是破山这一阶段的特点。禅宗历来认为“不疑不悟”,破山恰恰承续了这一学风,因此才能深入。

  直到23岁时,破山来到黄梅破头山,住了整整三年。承受禅宗家法主要在这一阶段。起初他认为“只是者些无意味底语,疑不自决”,于是便仿效元代僧人高峰原妙,以七日为限,一定要在限期内“取证”。为此他从崖头跌下,损坏一足。这时有人问他“脚痛么”,他劈面还了一掌道:“非公境界!”

  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样,破山体验了找到非语言表述的一种感觉。此后破山便遍访名山,问学于憨山德清、博山元来无异、雪峤圆信。27岁时在湛然和尚座下任维那,28岁参金粟密云圆悟和尚,到他32岁时得到圆悟和尚所“书曹溪正脉来源一纸”,34岁时受圆悟和尚法衣,他自己作偈道“衲僧今日获一披,如云普履华王座。”确立了他作为临济嗣法弟子的地位。

  在此阶段中,破山主要通过与高僧大德的反复参究,逐渐成熟起来。破山此时善斗机锋,出语惊人,完全是临济家风。值得注意的是他在35岁时曾翻刻《指月录》流通海内,表明他对此书的格外重视。

  破山法师在36岁之前主要是受教参访,在浙江虽有三年弘教传禅生涯,但与诸大师相近,尚未能独创局面。破山的成长过程具有典型意义,比起相距久远的诸宗大德,他的《年谱》和语录较为真切详细,揭示了他的成长过程,特别是其中几个转变的关键,对我们理解禅宗的渐修顿悟之间的关系、理解禅宗传统教育的特色,很有研究价值。破山海明接受佛教教育的过程,是禅宗传法的又一鲜明例证。归纳起来,破山海明所受禅学教育有以下几点:

  一、幼年和童年即受熏陶,有一个受佛教影响的社会环境,可以名之为佛教早期教育的养成环境。

  二、提倡“不疑不悟”的学风,深入探讨佛学的根本问题。

  三、寻找思想飞跃的契机。这也是所谓“顿悟”。

  四、在参学访谈中磨炼提高,在弘法传禅中教学相长。

  离开这几点,也就不可能造就一位杰出的禅师。

  破山海明弘法传禅的内容及特色

  破山归蜀,震动很大。“蜀人久未闻此音,师一演唱,有志正因之士远近趋风。”他带来了江浙一带的禅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开辟丛林制度,立九旬安居风规”,在规章制度上进行了一场除旧布新的大变革。这实际上是从事一次大规模的僧伽教育建设。

  破山“为众提持,捶拂不辍”,无数学僧得到教益,“互相激扬,山还水聚”,出现了“道化日隆”的局面。

  破山从37岁直到70岁33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65岁时曾建成法堂,当时制台李某遣使了解“双桂丛林体制”及“僧徒功行何如”?使者回报他说:“梵宇巍峨,寮舍恬静,其中皆真诚学道之士,约万有余指。”这样的宏大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的,以至李制台亲书“灯传无尽”四个字为法堂题额。到70岁辞世时,经他剃度的弟子达百余人,嗣法弟子竟达87人之多,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宗师。

  破山的弘法传禅事业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其37岁至47岁(崇祯十六年即1643年)之间,明王朝尚未覆灭,战乱未起,破山初创丛林苦心经营十年,以传禅为卫法。第二阶段则在48岁(甲申)1644年之后,清王朝建立,蜀中大乱,破山从52岁起先后与行伍之人打交道,落入军中数年之久,他的主要活动是劝善救苦,“以救生为卫法”。第三阶段从顺治十年(1654)直至康熙五年(1667),共13年,建立双桂丛林,收纳十方学僧,“以传法为卫法”,成就佛法大业。

  在第一阶段中,破山比较纯熟地运用了临济宗的教学方式,给巴蜀佛教带来一种新的禅风。

  他在教学中坚持“锻炼既严,省发亦众,遇境逢缘,转加策进”。这后八个字便是临济禅风的实际运用。例如他入院上堂便道:“山僧向南方走一回,拾得几个金刚圈,一篮粟棘蓬,今日对人天众前,不辞拈出,与诸人共相吞跳。”实际上,这“金刚圈”是他以拄杖打的圆圈,他要让学众“试跳看”;“粟棘蓬”则是他将拄杖竖起来而已,他也要让学众“试吞看”。通过这种似痴似狂的假立之物,他揭示了名相之不可靠,以期学众能领悟真实的道理。他的诘难与逼问,是促使学众思索的催进剂。

  他在教学中还坚持“欲定禅期须行南方体裁”。这对于改进巴蜀佛教风气无疑是一项革新,是前所未有的举动。为了切实推行外省的体裁,他与一位檀越苏流长在渠县召集了阖郡绅士,共同商榷,做了充分准备,以至达到“及师入院,百度整齐”,各方来的学僧,均按解制上堂。渠县祥符寺因此而扬名巴蜀,一时“咸钦法化之盛”。破山法师自己也颇得意,他道:“禅符解开布袋,放出一群猛虎;不会狮子翻身,个个解打口鼓。”同样的寺、同样的僧,在不同的禅风体裁教化下,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这是很有意义的。

  破山的举动并非毫无阻力,然而破山的自信心很强,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贫道垂髫时视乡党中人多脂粉气,今门下欲贫道唱还乡曲,想是鹅王择乳,素非鸭类耳尸也就是说他走过五湖四海之后,看到家乡人眼界不够开阔,因此当他的门下请他去唱“还乡曲”时,他夸奖这位王锡灿居士有如鹅王,从来就和“愚朴”的鸭子不是同类。

  破山的气势压倒了非议派,“龙象蹴蹋,展佛祖机用”,他故乡人闻所未闻,十分欣喜。

  由于蜀中远离中原江南,虽然此时明王朝已是气息奄奄,但破山师徒仍毫无理会,还在追求“虽无道况垂千古,却有禅名播万年”。

  在第二阶段中,王朝更替,烽烟四起,破山海明完全被卷进离乱之中.崇祯十六年(甲申前一年)他差一点受到乱民苦拷,侥幸逃过。他描述自己的狼狈样已是“须短发长近俗容”。

  当时“兵戈纷起,民不能耕”,出家人也遭饥馑之苦,破山此时一方面坚持鼓励自己的门徒“同甘寂寥,勇锐办道”,而他自己则“弥加提策”。

  另一方面他积极地向官僚或军队弘法传禅。他在54岁时受李总戎之请说法,就直接了当地说:“上帝好生,宜护惜残黎。”并“说罪福受报好丑皆以不杀为德。”在他的感召下,李曾下令“不许误杀一人”,百姓十分感戴破山的恩德。

  破山在这一阶段中虽然坚持带众修禅,但由于他涉世救苦,也受到一些非难。为了劝阻李鹞子不再杀人,破山曾讲过“公不杀人,我便食肉”的话,被世人误传为“酒肉僧”。但更多的人对破山这种忘掉自我虚名而“以救生为卫法之苦心”称颂不已。他的这种忘我形象在第三阶段中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第三阶段,破山已57岁。当时烽烟大息,经过战乱之后的僧俗两众都期望佛教早日复兴。于是破山法师着名的“双桂堂”很快落成,他在这阶段所进行的弘法传禅教育的最大特色是极为广泛普及,学僧来自四面八方。据记载“其负笈来从,有树下宿者,有冢阙宿者,有溪畔岩穴而宿者,皆冒险乘危甚至官司嫌疑而鞠问者,如斯道路,楚水秦关,犹雾拥云臻。”

  如此众多的徒众,当然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但破山却一反往日作风采取了宽容鼓励的态度,“随其一知半解,辄有付嘱焉”。

  对于破山这种做法,反对派的意见是“疑其付法太滥”。

  但赞同派却提出:“盖佛法下衰,狂禅满地,倘一味峻拒,彼必折而趋邪。”这是对破山的深刻理解,也是对破山“以传法为卫法之苦心”的最佳诠释。值得注意的是“狂禅满地”四字,与宋初、元初、明初皆有相似之处。如宋初天台知礼也曾抨击过这种现象。由此可见,禅宗虽然提倡“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但各家尚有各家章法,决非任意自封。动乱之中无轨可寻,“狂禅”便泛滥起来。破山历经沧桑,重享太平,要在新王朝统治下重振佛教,必然首先就面临如何对待“狂禅”的问题。他所采取的“以传法为卫法”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禅学教育方针。他的实践也使我们得以知道为什么新王朝建立之后,社会走向安定之际,往往会出现一些大宗师。

  由于破山把握了这样一个正确的教育方针,有效地收拢了人才,壮大了僧伽力量,使清初巴蜀一带的佛教出现繁荣景象。“而师之名,上自朝廷,下及委巷,近而中夏,远而外国,罔不闻知。”这是对他所做贡献的合乎情理的评价。

  从破山所作《缘起》一文看破山禅师的禅学教育思想

  破山一生致力于在巴蜀地区弘法传禅,他的实践活动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但破山并非只是蛮干,不善思索;只讲修持,不重教习。他在所撰《伏虎等开学业禅堂缘起》一文中比较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禅学教育思想。如果说在有关破山的语录、年谱、志铭中或有记录失误、或有赞誉溢美之词,那么这篇《缘起》则原原本本、生动活泼地向我们展示了破山的禅学教育思想,乃至他的犀利文风、坦荡人格和博大襟怀。虽然已相去320多年,读其文如见其人,仍可令人领略一代宗师的风采,肃然起敬。

  破山禅师在这篇《缘起》中提出并阐述了以下几点重要思想:

  一、强调培养僧才的重要性

  破山开宗明义,提出“佛法无主,要假人弘;得人则兴,失人即废”。这一思想贯穿了全文,从各方面加以论证。破山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不仅是由于本文为学业禅堂所作,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一生的佛教实践对此有极深刻的感受和体会。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位禅师都能从弘法大业的角度去考虑培育僧才的重要性,与破山相比是有天壤之别的。

  二、强调抓住办好丛林的关键

  破山认为兴佛法必要达人,而达人不是“生而知之者”,必须办好丛林,“陶铸后学,继往开来”,才能养育达人贤才。

  破山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的僧伽教育状况,他敢于“犯天下所忌”,指斥当时全国所有的丛林。从破山的措辞可以看出,他对各地的情况不仅了解,而且耿耿于怀,久欲一吐为快。

  他批评当时丛林“自愚愚人,辗转蒙昧;致使初学有志者,无处栖泊,蹉跎白首,不知佛义”。

  他认为正确的兴办丛林方式应是聚集众人“朝夕激扬,使悟本心”,“各为一方眼目,辗转传化,续佛慧灯”。他预言只有这样,“颖脱者”才能“不计其数”。联系到破山当时“传法以卫法”的实践,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他还批评当时丛林的宗派倾轧,指出“驱贤养愚,忘本务末”,最终只能败坏丛林。他甚至讥讽道:“此非木之丛,实草之丛也!”

  因此,他认为办好丛林的关键在于组织者、领导者,所谓“达人必出丛林,兴废关乎主者”。“反复推导,主人为最”。“他很风趣地说,如果做主的人权柄在手,即尸位素餐,不行正道,“佛祖宁不皱眉耶?”他诚恳地希望组织者、领导者“一一皆能体佛心而行佛事”。他甚至将对丛林的整顿放在第一位,指出“佛法兴莫先于得人,得人莫先整丛林以教后学,舍此而欲佛法兴者,吾莫知也!”

  三、强调教禅律三位一体

  中国佛教宗派自隋唐之后各立门户,号称繁荣。但各持一端,以偏概全,也造成不少弊端。因此自宋代之后,除外部的三教合一思潮之外,佛教内部的有识之士也一再强调兼修并习各种宗派。破山于社会安定、各派勃兴之际,对此当然十分敏感,尽量避免佛教再因宗派之争而分散力量甚至内讧。

  因此,他批评“今教禅律流各执一边,互相矛盾,鲜窥大全”。他认为“无上妙道出于口为教,运于心为禅,轨乎身为律,三法本一人行”。

  从破山的主张可以看出,他当时能吸引大量僧众,培养众多弟子,决非仅仅是“随其一知半解,辄有付嘱焉”。他是在一个以教、禅、律三位为一体的教育系统中陶冶人才,嗣法弟子之多,决非偶然。

  在他对峨嵋山伏虎寺贯之禅师的表彰中,勾划了他的理想学风,即“集有志缁流,究性相之深诠,穷离文之妙旨;破目前之坚碍,消历劫之固执;融五教十玄于毛孔中,会六相五宗于杨眉处;能变自在,迥异常情。……内外典籍,贵以贯融。”这实际上是破山希望出现的“圆性达人”,是他为学僧树立的目标。

  四、强调丛林组织者的素质

  破山在论整顿丛林时已提到丛林领导者的重要性,在《缘起》中,他进一步指出“丛林主”应具备的素质。

  (一)要有使命感,即知道作为丛林主,“此位任大,毋自抑小”,不自卑自轻,要自尊自重。

  (二)要谦虚谨慎,即所谓“去高去慢,虚心待物”。

  (三)要有慈悲心,即“视此身为天下学人之父母,视天下学人皆我一家之子弟。”

  (四)要有管理能力,即“内则为之聚粮、办衣、供油,以资岁月朝夕之需。”

  (五)要有外交能力,即“外则为之请出世名宿,以作模范,薰之陶之,日益日损。”

  从造就组织人才和角度看,破山的理论是比较全面的,也确实抓住了一个领导者应具备素质的要点。

  五、强调佛教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破山没有单纯地要求社会承认佛教的地位,而是强调了佛教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他上承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古训,明确指出“诚有见于末法之弊,非主持世道者不能弘扬吾教”,这是十分明智的。弘扬佛教,必须紧密依靠当时的政权,不能摆脱,更不能独立。

  另一方面,他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如果天下的佛教丛林都兴旺发达起来,“贤者进而愚者化,佛教则焕然一新,王道亦不教而善”,因此,“此二教兼化并行而不悖也”。他甚至举俗谚说:“山中无老僧,朝中无宰相。”他的解释虽只涉及轮回因果,但从社会综合效益来看,山中如果能有安然修行的老僧,确实可以说社会也一定遇到了一个好的治理者。

  总之,破山海明的《缘起》一文虽短,却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对于揭示他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材料。

  破山海明禅师一生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动荡,作为封建时代的一名出家人,不能要求他为两个王朝或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他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坚持不懈地追求,爱护周围的百姓和徒众,一生都诲人不倦,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特别是他十分强调“世道既平”,也就是说社会已经安定下来,整个社会的政界和知识界(举世间官达士)都应该注意到复兴佛教(亦宜傍兴佛法),这是一本万利,有利于各方的大好事(盖三宝乃世间福田,下得一种,收得一斛)。破山所言,语重心长,非忧国爱民护法弘教之人,断不会讲出这样透彻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