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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僧学及居士佛学的崛起

导读:兴办僧学及居士佛学的崛起麻天祥  摘自《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  早在同治七年,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杨仁山为了刻经的需要,择金陵北极阁,集资造房为藏经版之所,同时萌生了开展佛学教育的念头。1895年,锡兰(今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会长达摩波罗居士,于上海与之相约,共同复兴印度佛教,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佛法。杨氏受此启发,兴办僧学的志趣日增,在进入二十世纪的前三年,杨仁山便筑室金陵城北延陵巷,创...

  兴办僧学及居士佛学的崛起

  麻天祥

  摘自《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

  早在同治七年,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杨仁山为了刻经的需要,择金陵北极阁,集资造房为藏经版之所,同时萌生了开展佛学教育的念头。1895年,锡兰(今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会长达摩波罗居士,于上海与之相约,共同复兴印度佛教,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佛法。杨氏受此启发,兴办僧学的志趣日增,在进入二十世纪的前三年,杨仁山便筑室金陵城北延陵巷,创金陵刻经处,不仅以之作为储经、流通经典之处,而且为佛教学堂的建设奠定了基础。金陵刻经处历经清朝覆灭、民国肇兴、军阀混战、日军屠城及十年动乱的沧桑之变,至今犹存。

  1907年,杨仁山终于在刻经处的基础上创办了第一所僧俗兼收的佛教学堂,曰祗洹精舍。祗洹精舍在佛陀时代已有此名,又称祗园精舍。据说拘萨罗国(Kossala)舍卫城(Sravāsti)有一长者须达多(Sudatta)哀恤孤危,怜贫惜老,人称“给孤独”。佛陀在摩揭陀国王舍城说法时,须达多来问佛法,并皈依为在家居士,又乞佛陀至舍卫城济度众生,并以当时太子祗陀(Jeta,或称誓多)的园林献佛。《弥勒上生经疏》载此园林名字因缘曰:“园地善施所买,树林誓多(即祗陀的另一音译)所施。”故又称祗树给孤园。杨仁山取其学堂名曰祗洹精舍,就是表示它是献给佛教文化的产业。此后百年,金陵刻经处一直被作为传播佛教文化的十方公产。

  杨仁山特别强调开办佛教学堂,务必“以英文贯通华梵。”(注:杨仁山《只洹精舍开学记》),不仅着眼于振兴中国佛教,而且放眼世界,作为佛法西传的基础。当时开设国文、英文、佛学等课程,由着名爱国诗僧苏曼殊教授英文,作为学生进修梵文、巴利文之根基。保庆名士李晓暾授国文汉学。杨仁山自任佛学教师,讲授《楞严经》等佛教经典。学校一切经费均由杨仁山负担。当时就学者虽只有十数人,却为中国佛教种下了革新的种子,为居士佛学的振兴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为佛教文化研究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些学者也多成为其后五十年佛学界的领袖或俊才英杰。如弱冠出家,后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李栖云;大闹金山寺,倡导佛教革命的释仁山;誉满海内外的太虚和尚;继杨仁山之后主金陵刻经处,创办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着名的法相唯识学者梅光羲,还有智光、观同、邱虚明等。除此之外,长于因明、密宗的桂伯华,兼善三论的黎端甫,治法相唯识宗的孙少侯、李证纲,以及梁启超、章太炎等也入室执弟子礼,在思想上从杨仁山那里吸取了新的养分。就连鲁迅先生也在杨仁山思想影响和精神感召下,施资刊刻佛教通俗读物《百喻经》。

  在教学方法上,杨仁山确立了初(沙弥)、中(比丘)、高(菩萨)三级课程的僧学教育制度(注:杨仁山《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还亲自动手编写了《佛教初学课本》及《佛教中学课本》,为普及佛教知识做出了新的贡献。

  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求教日本学者南条文雄,学习梵文,“稍知崖略”(注:杨仁山《等不等杂观录七》),以广学识,以教学人。其好学不倦的精神,也是他的文化使命激发的结果。

  杨仁山所建的佛教学堂祗洹精舍,其后在欧阳渐的主持下,发展为二十世纪中国着名的佛教学院——支那内学院,乃至法相大学,专以校勘经论,弘扬唯识学为宗。其门人欧阳渐、梅光羲以及后来的王恩洋、吕秋逸(澄)等,志虑忠纯,才华卓绝,不仅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重放光华,而且社会名流学者也为其思深义密而折服。若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均人室听受佛学,使佛学由宗教的圣殿走向高等学府的哲学讲台,给近代社会思潮增添了一种异样光彩。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以祗洹精舍为核心的杨仁山一系,实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以及佛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其门人欧阳渐和太虚二人,各据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形成宁汉两大学府遥相呼应的态势,为我国二十世纪佛教思想史上两大巨擘,对当时僧学教育之发展,实有启发和领导作用。我国僧俗界佛学研究之方向,大有唯此两大巨擘马首是瞻之势。

  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兴办僧学不仅培养了中国近代佛学界的俊才英杰,使佛学研究中心由缁众转向居士,由僧界转向俗界,同时也给在庙产兴学风潮冲击下的佛教本身以自觉自救的机会,引起佛教自护寺产,自办学校的连带反应,进而建立起新式佛学教育的各种学校。

  佛学教育,这里指的是学校式的佛学教育,而非以往宗门授受的丛林制度。十九世纪末叶,自杨仁山设想并创办新式僧学教育,至各种佛学院在大江南北接踵而起,使佛法之光重耀中华。它是佛教入世转向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转折。

  在杨仁山创祗洹精舍之前,先是日人水野梅晓于长沙设立僧学堂。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扬州僧文希因与日本人道杨居士朝夕相聚,了解日本佛教界的教育实况,遂于扬州二十四家寺院首刹天宁寺设普通僧学堂,招收青年僧人二十余人入学,除讲习佛学外,并授英文、日文。这实际上是中国佛教自办的第一所学堂,其教育经费皆由镇江、扬州各寺分担。后遭反对派僧人告密,清政府以图谋不轨将文希逮捕下狱,判终身监禁,其所办的普通僧学堂也随之夭折。

  1908年,杭州白衣寺松风和尚“以兴僧学为顽辈深嫉,致惨死”(注:敬安《杭州白衣寺松风和尚哀词二首》)。继而释敬安为“保教扶宗,兴立学校”奔走不歇,于宁波创设僧众、民众小学。相继而起的有北京觉先寺学堂,定名“慈云”的浙江普陀山定海国民小学,取名“法雨”的普陀僧众小学,以及由杨仁山弟子智光主持的江苏泰州儒释小学。其时所办均系国民或僧徒小学,其中组织健全,制度完备的固有,但仅有虚名的居多。

  1909年,两江总督端方,于南京三藏殿开办僧师范学堂,旨在培养佛学师资,因此延请当时国内第一流法师主持其事。华严学者月霞法师以及天台大师谛闲相继为校长及监督,把佛学教育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入学者还有释仁山、太虚、观同、智光等。

  辛亥革命以后,佛学教育风行一时,僧学堂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至1944年,全国佛学院不下三四十所,遍布江、浙、闽、粤、湘、川、鄂、皖、秦、冀、豫以及沪京各地。如:

  1.上海华严大学。系英商哈同夫人逻迦陵女士所办。因狄楚青介绍月霞至哈同花园讲经,康有为又从中劝促,罗迦陵遂聘月霞等办佛学院。又因月霞主弘华严,华严号称经中之王,故称华严大学。分正科、预科,学制各三年,于1914年开学。

  2.观宗学社。系谛闲法师创办。1912年,谛闲于上海留云寺创办佛学社,于1914年接任宁波观宗寺,即成观宗学社,专讲天台教观。

  民初,佛教各宗式微,唯天台、华严尚能一缕不绝,实因月霞、谛闲大力弘扬。二人所办学校,意在重振宗风,故其僧教育方式,仍以丛林制度为准绳。训育学僧,依教奉行,与时代主流不甚相合,所以尊月霞为民国僧教育之始祖,实为部分寺僧的一面之词。

  3.支那内学院。欧阳渐继承杨仁山之遗志刻经兴学,于1918年筹设支那内学院。1921年,得沈子培、陈伯严、梁启超、熊希龄、蔡元培、叶恭绰等社会名流鼎力相助,谋益扩充。至1922年正式成立,并在内务部、教育部备案。它依祗洹精舍的规制,也是一所僧俗兼收的僧学堂。它规模宏大,人才荟萃,是国内研究佛学最着名的学府。它以“开场译书,着述阐扬,圣教普及”(见田光烈《章炳麟书后》之附录)为宗旨,成立后的第二年九月开学。欧阳渐、吕徵、王恩洋、邱虚明等俱任教授,除讲授法相唯识经论外,各科具备。社会名流学者常与之往还,纵论佛法,诸如梁启超、梁漱溟、汤用彤、熊十力、蒋维乔、黄忏华等。1924年夏,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与欧阳渐一夕晤谈,敬佩不置。并与欧阳渐面约,将选派三十名印度学者入内学院就学,觅回丧失两千年的印度国宝,后因故未能付诸实行,但内学院影响之广,也足见一斑了。1925年,又扩大为法相唯识大学,分三处十一系,四方从学者日众。另有非定期出版物《内学》陆续刊行。1927年因经费无着而停办,历时两年。

  4.天台学院。系杨仁山高足释仁山所办,是民国十年前后江苏省众望所归的僧教育机构。释仁山早年从学于杨仁山、文希门下,是二十世纪佛学革新派人物。1912年他与太虚组织佛教协进会,公开号召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并提议提拨金山寺产,兴办学堂,有大闹金山寺之举。金山寺改革失败后,专究内典,1919年赴高邮放生寺创立天台学院,三年后改创四弘学院,专弘天台教义,各方有志僧青年,纷纷前往求学。僧人东初盛赞说:“高邮几成为佛门洙泗矣。”(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六章第93页)

  5.武昌佛学院。为杨仁山高足,二十世纪佛教领袖,社会上的风云人物太虚于1922年创立。梁启超为院董事长,太虚任院长。是年九月开学,入学青年,僧俗兼收。课程参酌日本佛教大学,管理取之丛林规则,早晚诵禅,唯称弥勒佛,回向兜率内院,实本我国佛教传统制度而设教的现代化丛林制度。1924年,第一期学员毕业,是年秋复招新生,自此声望日隆,与内院并称为我国佛教两大学府。对现代佛学教育之发展,富有启发与领导的作用。另设立女众佛学院,也是近世佛学教育的创举。

  6.安徽佛学院。1922年创立于安庆迎江寺。亦由太虚讲《维摩诘经》的启发而设。

  7.闽南佛学院。1925年创设于厦门南普陀寺。1926年,太虚出任院长。入学青年僧人来自全国十余省,设甲、乙、研究班三班。课程以佛学为主,兼授英、日文以及中外史学、哲学等。同时聘厦大教授讲授哲学。闽南佛学院学僧接受新知识较一般佛学院为多,对佛教革新运动更富有热情,是太虚佛教三大革命的第二大本营。1928年,太虚在法国巴黎应西方学者要求倡设“世界佛学苑”,闽院被列入其下的华日文系,该院外文则以日文为主。曾发行《现代僧伽》,呼吁僧界团结一致,对抗庙产兴学之风。

  8.柏林教理院。由北平柏林桥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于1929年创办,聘常惺法师任院长。1931年夏,太虚在该院讲《大乘宗地引论》。同年将锡兰留学团及“世界佛学院筹设处”移至柏林教理院。该院被列为世界佛学苑华英文系,成为太虚、常惺合作促进佛教世界化的中心。他们发行的《佛教评论》,对佛学教育、丛林制度、佛法精神多加评论。该院与闽南佛学院南北辉映,是中国佛学教育史上兴盛时期的产物。

  9.开封佛学院。设于古都开封铁塔寺,1934年由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净严主办,为中原第一佛学院。

  10.汉藏教理院。亦为太虚创办,1932年筹建,欲集合汉藏青年加以训练,旨在沟通汉藏文化。承担该院教务的法尊曾入藏交流佛法,返院后译出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名着。

  11.焦山佛学院。金、焦二山为江苏佛教首刹。仁山、太虚倡金山寺改革失败,殊为各方惋惜。1934年,智光继任焦山寺住持,即将仁山、太虚的意愿付诸实行,实现丛林学校化,创设焦山佛学院。除讲授佛学外,曾开设哲学、自然、数学、物理等学科,实为当时僧教育之奇葩。抗战胜利后,太虚所领导的“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会务人员训练班”即假焦山为训练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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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东莲觉苑。此系在家居士创办的另一所佛学院,为香港何东爵士夫人何东莲觉女士于1934年创办,现址在香港何氏宅内,专为摄化在家女众而设,兼发《人海灯》杂志。对港澳佛化思想启发较大。

  13.玉佛寺佛学院。1940年创办于上海玉佛寺。同时发行《妙*轮》月刊。太虚曾驻锡于此院,又发行《觉群周刊》,后于此寺圆寂。

  另外还有月霞创办的法界学院,专究密藏的藏文学院,佛儒兼学的玉山佛学院,以及南京的毗卢佛学院,陕西的慈恩佛学院、巴利三藏学院,北平的弘慈佛学院、拈花佛学院,贵州佛学院,吉林佛学院等,近五十所佛学教育学堂相继而起。其中仅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东莲觉院为另辟之学堂,其余均利用丛林寺院房舍,调拨寺产以充经费。近代僧学教育使沙门居士研究佛法,日进不已,对于居士佛学的兴起和佛教的革新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